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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可以对自然太嚣张—— 《文化苦旅》书评


文化苦旅 / 余秋雨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

索取号:I267/1021=2d

典藏地:校本部文学库白云校区图书与期刊借阅室一

 
 1992年首次出版的《文化苦旅》,是余秋雨1980年代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也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并由此开创“历史大散文”一代文风。时隔20年后,余秋雨于2014年3月重新推出了新版《文化苦旅》,新版与首版相比,全书新写改写文字达2/3之多,甚至还有公认的名篇《牌坊》、《道士塔》等篇目为全盘新写,写作手法也有较大区别。比如说,新版《牌坊》一文,余秋雨运用以往罕用的剧情写法,将“烈女与空墓”这一线索大加渲染,将一个原有的文化反思篇章用新颖的悬疑笔法,脱化成一个意蕴繁复的戏剧故事;而《道士塔》新篇,则运用大胆想象和适时的“穿越”,将敦煌经卷的命运植入现代性拷问,运用更丰富的史料和更恢弘的思索,走出了20年前作家国族情怀的简单回旋,使得著名的“王道士”故事视野更宽阔,历史合理性更令人信服。这种全盘新写或大幅度扩写,是否能得到读者青睐,应该是各花入各眼了。
   对我而言,则比较喜欢的是新版里编入的“宁古塔”、“杭州宣言”、“鱼尾山屋”等这几篇文章,在追溯文化历史的过去与今天中,呈现出一种对新世纪文明的探寻与思考。历史文明的发展,很多时候会带来苦难,不过,有时候有些苦难也会成就一种新文明。在“宁古塔”这篇文章中,余秋雨介绍了清代流放者在东北地区社会和文化开发中起到的先驱作用。黑龙江省宁安县是清代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在清史的数百年间,有很多“犯人”被流放宁古塔,而其中一些被流放的文人却在流放的苦难中为当地创建了新的文明。例如,文人杨越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用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推动了这块土地上文明的进步。还有些流放者则把东北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留诸文字,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桭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等都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余秋雨认为,为了文化和文明,不顾功利得失,这是最让人动心的苦难中的高贵。而宁古塔的流放者们正是凭着这种高贵,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苦难中的高贵可以成就一种新文明,而新文明却也离不开生态文化。因为,人间之美的基础,是生态之美,尤其是自然生态之美。在“杭州宣言”一文中,余秋雨以杭州之美是怎么被创造被守护的历史过程,演绎了杭州如何从治理好生态,从而成就了文化的璀璨。余秋雨认为,杭州的全部精彩就维系在一条十分脆弱的生态茎脉上,而为了救护这条时时有可能折断的生态茎脉,连最伟大的诗人来到这里也无心写诗,君王来到这里也放下政治上的野心,立即成了生态救护者。九世纪二十年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担当了水利学家和城建专家,成天忙忙碌碌地指挥西湖中的水利建设工程,挖深湖底,修筑一条高于原来湖面的堤坝,大大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然后再根据灌溉的需要定量泄水。十世纪的吴越王钱镠,放下军事上的意气,对杭州城内的街道、房屋、河渠进行了整体规划和修建。南宋的苏东坡,两度为官杭州,他在这座城市也变成了一位彻彻底底的水利工程师。经过苏东坡整治之后的杭州和西湖,容光焕发。乃至后来,《白蛇传》里关于白娘子的民间传说,在杭州也以雷峰塔成为一种景观化生态化的存在。而当代杭州建设者秉承这座城市的传统,埋头疏浚西湖水源,接笔续写着杭州这个曾经由钱镠主导、由白居易和苏东坡参加起草、由白娘娘从旁润过的贯通了千年的“关于自然,关于生态,关于美丽,关于人间”的人文宣言。
   对旧文明的探源,对生态文化的关注,这是《文化苦旅》所发掘出的积极意义,也是对人类文明提出了一种积极思考。在“鱼尾山屋”这篇文章中,余秋雨就主张说,人类不可以对自然太嚣张。这种嚣张也包括文明的创造在内,因为如果一种文明的创造没有与自然保持和谐,如繁衍过度、消费过度、排放过度、竞争过度、占据空间过度、繁文缛节过度、文字垃圾过度等,就会构成灾难。而对这一切灾难的总结性反抗,就是回归自然。因此,新世纪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卸去种种重负,诚恳而轻松地去面对自然,哪怕这些重负中包含着历史的荣誉与文明的光泽。